许崇德教授认为，基本法所确定的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是从香港实际出发并经中英双方磋商的，彭定康政改的目的在于故意使平稳过渡成为不可能，因此彭定康政改民主为假、破坏为真。

发展步骤性与目标方向性的有机统一，使得法治中国建设更具整体感与层次感。宏观法治话语的生成及其具体落实，正是建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的治理效能基础之上。

其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法治奋斗进程中的法治机制创新、法治文本创新、法治话语创新，凸显出中华法治文明的鲜明特色。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又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规范性体现为从法律自身的规范属性出发，形成立法结构与文字表达。此举在人类法治文明形态中的创造意义极其鲜明：照搬和临摹不是有效选项，立足国情、立足实践，注重体系建设、宏观微观并重才是理性选择。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布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领域深化改革，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民法典等一系列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前人从未遇到、西方法治理论无法解决的许多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同年12月6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所以在上例中，被告人的指纹、脚印、毛发和血是作为客观实体的证据材料，但在罪案现场找到了被告人的指纹、脚印、毛发和血迹却是一个事实命题。

非证据和伪证不一样，证据与定案根据也不同。而一旦我们要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司法裁判的准则，也就意味着它要提出源于实际之事、而又高于实际之事的要求。换句话说，只要被告人拥有的可卡因被认定超过了28克，就会被推定在贩卖可卡因，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甚至有相反证据表明被告人持有这些可卡因只是为了自己吸食。进而，这条规则又与一条以B为前件、以特定法律后果为后件的规则联结起来，从而将该法律后果赋予A。

第二性语言游戏涉及怀疑、追问、证立，如假如有人怀疑我在假装疼痛，那么他就会提出疑问，而我则要用论据为自己进行辩护，如此展开攻防论辩。如果采取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那么以事实为依据就是一种描述性的主张，因为它只不过是描述出了在司法裁判或法律论证活动中实际发生之事。

之后，法理学者舒国滢和宋旭光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其走得过远，更为妥当的说法应为司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其三，事实认定不仅依赖于证据，认定者的心理因素、认知因素以及法律规定等多重原因都可能会影响这种认定，只是强调以证据为根据往往并不能反映事实认定和司法裁判的真实过程。伪证并不是不存在的，作为客观实体，无论是真实的证据还是伪造的证据，都存在于客观的时空之中。知与行(语言行为)未必总是合一。

即便是证据事实也不等于案件事实。由此，作为认识论意义上之事实的案件事实，既可以指裁判活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裁判者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与法律相关之事的主观(间)认识，也可以指裁判活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裁判者对于这种主观认知的语言表述(体现为主张、断言、陈述等)。3.根据程序法进行的评价性推论 最后，还要根据程序法对证据事实进行评价。案件事实的形成不是一个从证据事实出发的单向和线性的过程，证据材料可能要经过合法性和证明力检验，规范可能需要被解释，要件事实可能需要被剪裁而成，而这一切又都需要以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方式来进行，其间充斥着诸多的互动和循环。

本文将忽略掉这些瑕疵，而聚焦于双方的主立场，并围绕主立场展示双方的论据。摘   要：在近年来学界发生的一场跨学科论战中，双方围绕事实的概念、证据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等核心争点展开论辩。

所以，在司法裁判中，案件事实认知与案件事实陈述并非一一对应，尽管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认知性推论和评价性推论，证据法、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塑造。

本文的主旨在于以这场论战为切入口，反思司法裁判语境中事实这一复杂概念，此间的关键当然在于厘定它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其中，从证据材料经由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认知的认知性推论过程属于发现的层面，或者说认知的层面。因为无论是围绕案件事实还是围绕法律规范展开的外部证成活动中用到的理由或论据，都不是被这些理由或论据所证立的对象本身。司法裁判中的证据既可指证据材料，也可指证据事实，但两者与事实(案件事实)均不相同。因为在陈波看来，事实的恰当概念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而在司法裁判的语境中，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指的就是被法庭采信和认定的事实，这也就是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也即他所支持的)证据的概念。所以，证据的界定不是一个对固定的客观对象的陈述问题，而是一个使用者的规定问题，它没有真假，而只有是否合乎目的，或者哪个更合乎目的。

(二) 事实认定的本体论承诺与规范性诉求 当然，这不是说案件事实的认定活动就与外部世界中的实在或实情无关。但本体论承诺的确指明了司法裁判应当去努力的方向，它提醒裁判者：司法审判有犯错的可能，因此要有一整套事前防错和事后纠错的机制来保证向客观真相不断趋近。

当然，法律的视角或许只是一种拟人说法。正确性断言、对可证立性的担保和对可接受性的期待组成了真实性宣称的内容，而客观真相则是这种三合一的真实性宣称所指向的鹄的。

案件事实也并非完全由证据事实所决定。(一) 从证据材料到证据事实 在这场跨学科的论战中，正反双方围绕证据概念的争议点是，证据究竟指的是在被法庭所采信之证据材料基础上被接纳和认可的事实命题，还是也可指一切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作为裁判结论之依据的事实，其本身依然是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的，这些证据的内容又可能需要进一步证据的支持。在法律论证中，这种处理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问题的层面被称为内部证成。但是，其一，反对将可采信和法庭的认定作为证据概念的内在要素，因为如果只将被法庭采信的证据(也即定案依据)视为证据，就会造成以证据为根据=以定案根据为根据这种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恰恰相反，正如论战中的双方都赞成的，司法裁判必须以追求客观真相为目标(之一)。

但名义定义只有是否与其目的相符的问题(合乎目的或不合乎目的)，而没有真假的问题。但需说明的是，本体论承诺依然是司法裁判这种认识论活动中的主体所作的承诺，本身依然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是裁判者和裁判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所追寻的调整性理念。

第一性语言游戏涉及体验-表述，如我感觉疼痛并用某种语言(包括身体语言)表达出来。二是准绳论据，即根据现有法律体系的要求，法官只能基于得到法庭认定的事实或证据来定案。

在裁判活动中，参与者和裁判者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和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剪裁和提取(能从世界的母体上撕扯什么、怎么撕扯)，他们的认知能力、认知手段和方法，都受到规则的制约和引导。前者表现为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之争，而后者则体现为材料说与事实说之辩，尽管这两类争论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但无论如何，他并不否认事实的客观面向以及客观实在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法》第50条1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同时也可看到，从关于证据材料的事实命题到证据事实的推理并非总是必然的，很多时候取决于隐含前提的可靠性。具体而言，法官要把已确定的证据事实向有关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归属，通过对证据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评价和断定，形成一种获得了法律定性的案件事实，即要件事实。

陈波依循的就是金岳霖的见解，强调一种认知主义或建构主义的事实观。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典型例子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即陈波进行了回应，并将其主张进一步明确为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反方论据：能够作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是案件事实，它是根据证据以及相关规则认定为真的事实陈述，本身并非证据(证据事实)。

从两个方面看，将证据材料包含进证据的概念之中更加合乎目的。在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或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并不取决于、甚至主要不取决于它与客观世界的关联，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一种法律规则(证据法、实体法、程序法)导控的活动，或者这种规则导控活动的产物。